据了解，北京市环保局迄今为止，只举行过一次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即针对2004年关于西沙屯一上庄-六郎庄220kv/110kv输电线路工程。
[24]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第一，从功能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决定了法律预设固定期限作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
[45]其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条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7条规定，死者名誉或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的，死者近亲属为适格之原告。公开权保护范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可识别性认定范围的扩大而扩张。[3]又如周海婴诉梁华侵犯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又称鲁迅姓名权案），法院判决被告侵权责任成立。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5]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关于古人名誉、古籍署名，严格来说并非人格利益保护问题，因其已成公认之历史事实，以不当行为、不当方式篡改该事实，其性质更接近于散布虚假信息，而非侵害人格利益。
[46]参见马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26]第二，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传统上只是针对国家的排除侵害请求权或者不作为请求权，而现在，则可以从基本权利中导出给付请求权或分享请求权，也就是要求国家积极帮助，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的请求权。
这一条款位于宪法第2章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后，在各项公民义务之前。因此，本人仍选择德国的基本权利教义学为参照系，[13]观察其理论与实务如何从看似杂乱无章、逻辑跳脱、充满缺漏的基本权利篇章中，建构出逻辑严谨而富于价值和实践弹性的基本权利的法学体系。例如，尽管恩吉施认为公理式演绎的方法在法学上绝不可能实现，但他并不因此认为可以放弃体系思维。黑塞深刻质疑了价值秩序思考的实证法意义。
本项研究得到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1YJC820170），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三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项目编号131087）支持。取其法度，以形成我之面目，是本文在体系建构中运用比较法的基本思路。
从而对基本权利的解释，就会被政治判断所引导，成为一种基本权利政治。但这种思维方式同样也影响到了与私法有重大差异的公法（国家法）领域。[37]但这个转变缺乏坚实的基础，原因在于，给付请求权所要求的国家对个人的积极扶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负担。在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形成后，正如斯特恩教授所言，存在的争议都只是竞技场上的竞争，而不是针对基本进路和基本框架的方向之争了。
这意味着，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支配权受到了明确的约束，当国家公权力要对基本法第2条以下的各项基本权利作出限制时，它无论如何不得损害其本质内容。此外，第34条中的依照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第13条中依照法律规定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第56条依照法律纳税等规定，也可以成为我国宪法学上确立法律保留原则的文本基础。2.对价值滥用的批判按照杜里希的观点，基本权利的价值与请求权体系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根源于对法的安定性的追求。而在具体基本权利领域，也会发展出进一步的类型框架，比如关于言论自由，就有所谓双轨理论（the two-track theory），也就是将限制言论的政府规制措施区分为针对言论内容的规制和非针对言论内容的规制，依此分类可以采取严格程度不同的审查标准。
（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最终，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体系化思维是为了落实宪法学对于实践问题的规范力。
（2）得主张基本权利的年龄问题，例如青少年在什么年龄可以决定皈依宗教，在什么年龄可以加入社团。德国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可以说穷尽列举了个人与国家之间涉及基本权利的所有关系，完全可以作为在中国宪法下思考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的指引。
这种总结，首先可以使得对法律资料的概览以及实践工作变得容易。[8]毫无疑问，在宪法典被制定出来之后，在基本权利条款成为对个人与国家关系有着法律约束力的规范之后，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的建构也就成为必要。此外，宪法第16、17条所规定的经济活动的自由（结合第15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款）也应可被看作是基本权利。据此，宪法未列举的生命权、健康权、迁徙自由等权利应该可以被作为基本权利而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而位于基本权利第2章以外的财产权（宪法第13条）也应可经由人权条款而被纳入基本权利的范围。然而，作为法治的后发国家，中国的法律人并无此种体系思维的成熟经验，故而此种体系化又不得不从观察和模仿法治发达国家开始。[102] Vgl. Pieroth/Schlink, a.a.O., S.19f[103] 例如，美国著名大法官哈朗在处理第一修正案的相关案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模式就与此分析框架非常相似。
）[13] 在中国其他部门法学科中，在体系化思维上，似乎也多以德国为参考对象，最近的研究如朱岩：《社会基础变迁与民法双重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 一个学术史的考察》，《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为了维护法秩序的一致性、安定性，简化法律工作，保证法律知识和技艺的可传承，并为实践中争议的解决提供解决方案上的指引，法学的科学体系化就是必须的。
由此，基本权利作为价值与请求权体系就是完备无漏洞的，任何个人的权利主张都可以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规范基础。所谓抽象，意味着从对各个法律条款的解释中提炼出一些分析基本权利问题的概念、原则或者思考框架，使得未来在解决各个基本权利的具体问题时，有可资依凭的思考起点，而不至于总是做全新的思考。
首先，关于基本权利体系背后的基本权利理论。第19条第4款作为首要的程序权条款。
这种新的体系化思考建立在对价值与请求权体系的批判的基础之上，总体上在三个方向上补充和修正了这一体系：（1）不能把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篇章封闭起来观察，而要结合基本法的其他部分。对于如何分析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合宪，前文所介绍的德国的保护范围——限制——合宪性论证的思考框架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2. 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即使我们可以对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但问题仍然存在：如何避免宽泛的公益条款成为公权力恣意侵害基本权利的工具。朱虎：《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述评》，《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
[108] 美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参见[美]弗兰克?米歇尔曼：《宪法解释的分歧问题：适用商谈于事有补吗》，载应奇、刘训练编：《公民共和主义》，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对于这种纷繁复杂的规定，必须抽象出基本权利主体的概念，并进一步界定为得依据宪法规定主张基本权利的人，才能解决下列的实践问题：（1）外国人与无国籍人的基本权利。
（4）国家组织和程序领域受到基本权利的笼罩。针对监督权的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41条），这些条文规定了较之51条更为具体的限制权利的程序和理由。
d.保护义务，要求立法者通过刑法、警察法等规范的设定，来制止国家以外主体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比如刑法对杀人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诽谤罪、盗窃罪等的规定，就是国家在履行保护生命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义务。在我国，已经出现了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将宪法条款置于宪法的整个意义脉络中进行分析的相当成熟的成果。
然而在2004年修宪中，人权进入第33条，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可否主张原本仅得由公民主张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宪法解释上的问题。人权作为人之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具有道德权利的性质。张翔，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47] 基本权利的教义学体系应该是一种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多层次的整合。
而法人等市场主体是否具有基本权利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却不无争议。[14] Günter Dürig, Der Grundrechtssatz von der Menschenwürde, A?R1956, S.119ff.[15] Dürig, a.a.O. S.119.[16] Dürig, a.a.O.S.117-119.[17] 除此以外，这个价值与请求权体系还可以补充两个内容：第3条第1款作为首要平等权条款。
[97] 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27页以下。[73]法学将浩繁而杂乱的法律材料进行整理，如果没有此种体系化，就无法把握具体规范之间的联系、顺序和依赖关系，无法了解法律制度内部的评价体系，也就无法适用法律，也无法讲授和学习法律。
之所以选择德国，除了本人知识范围的限制外，还在于德国法学有着最为显著的体系化倾向，以及较高品质的体系化成就，从而也是各国法学体系化思维的主要模仿对象。Vg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1982,§§289,294.[96]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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